怎样提高农村人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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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4 15:22:01 转载

核心提示：

　　现代农业暂时解决了养活65亿人的问题,但是却没有解决土壤侵蚀、土壤盐化以及农村贫困等古老问题。更有甚者,现代农业虽然支撑着现代城市和经济,却依赖矿物能源(煤、气和油) ,其基础摇摇欲坠。我们必须努力建设“五型”新农村!

　　土地是农业的根本，肥沃的土地是人类永久的财富。现代农业以近乎败家的方式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榨取，表现在技术上大量施予化肥农药，设备上粗暴使用巨型农机，时间上野蛮采用连续耕作，空间上无礼实施单一品种。土地只能以惊人的表土流失、急剧的地力下降来表达无言的愤怒。

　　必须明确：我们的躯体仍必须仰赖农业维生；我们来自大地，最终也将回归大地，因此，我们的存在，是基于农业之中，无异於我们存于自己的血肉。以生命的资源头为生存的代价，明显的是自我毁灭。

　　医学研究表明，现代疾病起源于饮食与生活的不正常。食物来自土壤，没有肥沃的土壤就没有营养丰富、食用安全的农产品，也就没有健康的身体。由此也可以说，营养并非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土壤才是最重要的，她可使人类灭亡或兴旺。

　　现代农业造成土壤地表流失，土地品质退化，化学污染严重，加上基因改造工程，直接影响农作物营养价值，并使农产品安全受到威胁，造成对人类健康的极大隐忧。

　　粮食的丰收和过剩似乎曾使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欢欣鼓舞，这种对经济的误读注定其喜悦是短暂的。建立在过度开垦和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已经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这笔经济帐应当重新估算。

　　有专家建议，市场必须真实地反映出生态所付出的代价。化肥农药生产的食物需反映出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的代价以及因食物引起疾病的医疗费用成本；石油的价格需反映出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代价和呼吸道疾病的医疗费用成本、同时还要反映出酸雨对森林、湖泊、农作物的损害以及对气温上升所造成的破坏性代价。有些代价甚至是无法估量的。如此算来，现代农业这笔经济帐肯定是亏损的。

　　没有人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农业发展方式方面，实现了农业发展由粗放生产向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粮食足以自给，已不再需要联合国的救济。美国人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担忧破了产。“但愿苍生俱饱暖”这一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理想，“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

　　但毋庸讳言，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代价之一就是对土地的严重污染和伤害。在我们追求农业企业化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整个环境成本外部化，因此带来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沙漠化、“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据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副司长叶兴庆的分析，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大量消耗物质资源，增长方式相当粗放。据调查，目前我国化肥年施用量占世界总量的３０％，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化肥、农药的利用率仅为３０％和４０％，比发达国家低一半。

　　其结果就是“白色污染”成为农村的一大灾难；过去的不少青山绿水变成了光山污水；不少地区沙漠化严重。在许多城市，大气污染严重，人们已很少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在资源方面，由于一些地区多年来乱开乱采，加之大量浪费，致使资源枯竭。至于江河或者断流，或者发生大洪水，都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直接关系。

　　代价之二就是农村社区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日益严重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就是一个重要表征。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强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出现了经济意义上的“空心村”和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相互交织的“空心化”现象，严重影响到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空心化”不仅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而且严重损害了农村人的家庭幸福。“家庭的温馨与欢乐越来越大越少，农民的家庭生活已经变得非常态化。”

　　虽然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并非任何代价都是不可避免的。以牺牲8亿农民为代价的发展未免过于残酷了。一个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幸福和自然的健康为代价的农业发展模式是成问题的，甚至是荒谬的。造就了5000万身心与婚姻都亮红灯的“留守妇女” 的发展也是不人道的，它是“物本主义”登峰造极的结果，是与“与人为本”的宗旨相背离的。

　　那么出路在那里呢？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最快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农民从农村弄出来，让他们在城里干高收入的工作。”　这一西方专家开出的美式药方在我国被不少人视为灵丹妙药，受到许多人的追捧。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人多地少是我国将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几乎所有的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政策建议，都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思路被认为是“破解困扰中国崛起的“三农”难题的不二路径。”

　　幸运地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华山并非一条道”，美国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未必适用于中国，美式药方并非万能解药。

　　目睹现代西式农业在西方造成的严重负面效果，有鉴菲律宾农业现代化的悲剧，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求走出第三条路，发展超越西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

　　中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精神生活；发展生产力是必要的，但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必须保护生态平衡。中国政府“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战略转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将“两型社会”应用到农业，于是就发展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两型农村”概念。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资源节约型农村是向过去那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告别，从而转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发展模式。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农村，就是要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指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因地制宜的规划、组织和进行农业生产。它是对技术含量不高、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物质投入浪费严重，以农药、化肥、能量大量投入使用为手段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石油农业的摒弃。生态农业以保持和改善系统内的生态动态平衡为主导，合理地安排物质能量在系统内部的循环利用和多次重复利用，以尽可能少的（燃料、肥料、饲料和其它原材料）输入，以求得尽可能多的（农林牧副渔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输出，秸杆还田、畜粪还田、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生物防治等耕作制度和生产方式得到了充分利用，从而获得了生产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能源再生利用，经济效益增加四位一体的综合效果。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组成。主要包括：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人人关爱环境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

　　“两型农村”建设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在农民群众中积极倡导勤俭节约、文明朴实、卫生环保的生活习惯，强调生活中的低能耗、低排放、再利用，积极发展农村绿色、环保、节能产业，大力推广太阳能、风能、小水电、沼气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尽可能的利用生态循环方式处理生活垃圾和生产废弃物，充分利用生活居住空间和交通道路两旁的土地植树、种菜、养花，增加绿色植被的覆盖率，真正使农村体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合谐相处的田园风光及生活聚居的相对优势。

　　这意味着，以招商引资为“一号工程”的增长方式和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已受到质疑，过去“村村建工厂、家家点火”的乡镇经济发展思路已经不再被认可。“太湖污染风波”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神经，人们开始意识到，工业化不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不是每个县每块地都要工业化”。那种忽略发展成本甚至不计代价的非持续性发展模式，正在日复一日的受到来自民间和中央的双重夹击。风行14年的“百强县评比”在不久前的黯然落下帏幕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志。按照中国社科院杜志雄先生的事后分析，“面对科学发展、和谐、民生、生态等全新的发展理念，既有的百强县评比，已经不是中国县域经济的‘真实照片’。”因为一个以衡量县域GDP为主的排名方法，充其量只是说明百强县在财富创造方面是基本成功的，反映的只是经济发展这一有限领域的情况。他进一步指出，现有标准下先进的百强，换一套新标准可能就是“落后”。这无疑挑战了“GDP胜利者不受谴责”的神话。

　　与现代农业把经济发展和GDP摆在首位，把迅速致富作为头号目标不同；后现代农业把人的幸福指数放在首位，重视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在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达利和柯布看来，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共同体”的发展和繁荣，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或者用杜志雄先生的话说，在于“切实提高当地所有阶层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水平、幸福感以及对其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因为后现代农业把“广大农民的利益最大化”和“社会与环境代价最小化”作为“进步”的首要标准。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两型农村”概念作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后现代因子的概念，是一种后现代农业的雏形。

　　后现代农业不是对现代农业的反对，而是对它的超越。如果说，现代农业视农耕为一个机械的过程的话，那么后现代农业则视农耕为一个农人与土地共同创造的进程。如果说现代农业是一种不健康的，不可持续农业的话，后现代农业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健康农业”。它的“ 首要目的”是为“作为整体的人类”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即将来世代“提供健康的和愉悦的食品”。此外，它强调：农业工作和农村生活本身也应该是“健康和愉悦的。”按照杰伊•迈克丹尼尔的概括，后现代农业具有下列四大要素：1）它可以喂饱人类人口；2）满足未来人口的粮食需求；3）能够使人口保持在健康状态；4）支持地方共同体，使人们能够过上一种工作，健康的社会关系和休闲机会相结合的生活。

　　将后现代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两型农村”相结合，我们应该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一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审美欣赏型的五型后现代的新农村。这样一种新农村可以看作中国对世界农业的贡献。

1、环境友好型

　　环境友好型农村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它是对现代环境敌视型社会的反拨。是对“建立在征服与掠夺自然基础上的‘进步’，‘发展’概念的反思。”

　　受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现代农业对自然环境采取了一种敌视的态度，一种“帝国主义态度 ”。所谓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就是将自然环境看作征服，宰制和剥削的对象。早在启蒙运动伊始，它的奠基者就高扬一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坚信“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自然在他眼里是一个“被拷问”，“被命令”的对象，她只有“服从”的权利。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正是这种对自然的不敬，对自然的否定态度，导致了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了毁灭。斯坦芬也认为人类今日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这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的直接结果，是它的“可怕的社会代价之一。”

　　从哲学上看，这种对自然的“敌视”和“帝国主义态度”源于“摆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摆在了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位置上，从而受到自然的惩罚。

　　后现代的环境友好型农村则试图匡正现代农业的这一错误。在它看来，“对自然的毁灭是不明智的，它是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弱点和我们的掠夺性的副产品。”

　　它主张和大自然和平相处，“和自然秩序相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

　　后现代的这种哲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息息相通。如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思想，，以及王阳明的“与天地万物为一”思想。在《大学问》中王阳明饱含激情地写道：“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因此，后现代的环境友好型农村是“有根的”。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用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的话说就是，“在中国古代的智慧中有许多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实现一种生态文明的可能性要大于西方---- 因为，与自然想疏离，这几乎充斥西方历史的所有文化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地”在汉民族文化中一直被视作是中华子孙繁衍生息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孕育者和传承的深厚载体，她是生命神圣的象征，也是道德的楷模。《易经》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的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像大地那样宽广厚实，像大地那样载育万物和生长万物。美国著名后现代农学家柏瑞把农民和田地的关系比喻成“婚姻”，是一种长期的互滋互爱的承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认为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具有神圣性，这种观点是和传统的印第安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自然是神圣的相一致的。

2、资源节约型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产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的节能任务十分艰巨。据中国科技部石定寰秘书长提供的资料，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国家，是仅次于美国的能源消耗大国，2000年消耗了超过10%的世界能源，却仅产出3.4%的GDP，而同期美国消耗20%的世界能源产出了35%的GDP。中国平均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各国平均值的2倍多。中国所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5倍，对世界的GDP贡献却只有日本的23.1%，德国的57.8%，英国的76.4%，法国的84.0%。

　　资源节约型农村的建设就是改变这严峻局面的一种可贵努力，它也是在农村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友好型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农业由于化肥、农药残留和工农产品的废弃物造成的污染，日益严重地危害到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国的农村发展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必须走一条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新路。有人说：现在是“城市人想回归自然，农村人向污染进军”。这句话在某种程度反映了我国农村资源、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村任务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资源节约型农村就旨在追求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达到最适消费、最少废弃。它大力推进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合理开发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我国南方创造的“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北方“沼气池、猪圈、厕所和日光温室”组成的“四位一体”生态模式，北京大兴留民营农场农林牧复合生态模式是走向“资源节约型农村”的重要举措。

　　与此相适应，资源节约型农村倡导一种节约文化，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3、农民尊重型

　　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与自然被等同于“落后”相联系，农民一直受到现代人的歧视。直到今日，“消灭传统农民”仍然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口号。对农民的歧视不仅盘据在许多人的思想深处，而且今天已经转化到语言上来。“真农民！”是现代都市小资们常说的一句嘲讽。“农民”演变成形容词。用某地方言来说，就是三个字——“哈农民”。这里的“哈”就同“傻”是一个意思。这里的农民并非单单指农民，而是用作“笨 ”，“拙劣”，“低级”等等贬意词的代名词。

　　这实在是很不公道的，也欠道德。因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在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生存意义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直以来都是农民在养活中国。”早在200多年前，美国开国元老杰佛逊就写道：“农夫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最具生命力，最具独立自由的精神，最善良；他们与国家攸戚相关，与国家的自由和利益永远相结合。”这些所谓21世纪的现代人的识见与200多年前的杰佛逊不可以道里计。

　　从一种注重相互联系的有机哲学出发，因着对自然的敬畏，对大地的热爱，后现代农业格外尊严农民。

　　在后现代农业的精神领袖，诗人温德尔•伯里看来，“真正的农民应该是思想深刻而富有责任感的。他们将自然赋予的一切视为珍宝，把对消费者和周围环境的这份责任看得很重，而且懂得保护土地免遭水土流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很多这样的农民，比现有的数量多得多，而且这种需求将来得更急更猛。”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后现代农业是一种持续性农业，这是一桩挑战性的职业，需要的是有才干的人才。传统上，农业一直是穷人和没文化的人的职业。这是不道德的：65亿人完全要依赖农民的才干和艰苦劳作。为什么这一在任何社会都要算最重要的工作却注定是人们最不想干的、报酬最低的、最不受尊重的？没有了人类中的农民的聪明才智，所有的现代经济在几周之内就会停止运行。我们无须经常去见医生、律师或政府官员，但我们却必须每天同我们的农民同事打交道，因为我们要吃饭。城市居民不能自己种粮食吃。

　　因此之故，后现代农业要求从根本上扭转对农民的态度。强调“农民的价值应该与教授，医生，官员是一样的。”

　　为了真正将尊重农民落到实处，一个农民尊重型的农村应该让农民受良好的教育，得到很好的医疗保健，参加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消遣活动。甚至确保他们在炎热的夏天能“随时喝上冰镇啤酒”。

4、社区繁荣型

　　从后现代的角度看，现代农业最大的败笔之一是对农村健康社区的摧毁。“农村空心化”现象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表征。

　　所谓农村社区就是由跟自己有紧密关系的人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包括亲人之间的关系和邻里之间的关系。受现代个人主义的影响，现代农业视这些关系和联系为一种束缚，是“落后的”的标志，因此必欲摧之而后快。

　　后现代则强调联系和关系，因此它珍惜共同体。在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看来，正是关系造就了我们。“个人是由关系构成的”。个体的发展有赖于共同体的繁荣。“他人的健康恰恰有助于自我的健康。”“那些在损害其共同体利益条件下获得财富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因为我们个人的幸福与共同体中的他人的幸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健康的社区一定是一个既增进个体的幸福又增进群体和生态体系福祉的共同体。

　　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概念也是一致的。按照有关专家的解释，所谓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在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使他们真正能够安居乐业。。而离开一个繁荣的社区，“幸福指数”和“安居乐业”就是一句空话。

　　后现代的农业社区当然要解决贫苦问题，医疗保险问题，但这不是它的最终目标，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爱心的，平等的，尊重多样性的，精神富足的”有机和谐的共同体。这才是真正健康繁荣的社区。在这样一来的社区里人们才愿意安居乐业。

　　而这样一个社区反过来将唤醒人的生态良知，培育人的生态情怀、生态责任以及对环境的忠诚，从而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达致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5、审美欣赏型

　　现代农业虽然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它却是以破坏自然之美和乡村之美为代价的。由于现代性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以及现代农业“逐利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美丽的农村被简单地等同于一个等待被开采的资料库，“它不过是为人类的社会生产提供原料，其价值就是原料在市场中的价格。例如，森林的价值就是它作为死木头在市场中出售的价格，而它的生态价值、物种价值、观赏和美学等价值则统统消失了。”这种思想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以至于今日中国的许多人依然认为“美不能当饭吃”，植树不能代替致富，“栽树见效慢、不如做生意赚钱快”，

　　正是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态度导致了现代人精神空虚，灵性匮乏，除了钱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现代人的这种“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与自然进行原始接触的能力”，也就是人的审美能力。这其实是人的“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

　　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肯尼斯•克拉克曾经写到：“如果问英国人他所谓的‘美’是指什么，几乎每一个英国人都会从描述一个风景开始。也许是一片长有风铃草的白桦林；也许是一个拥有红帆和白色海景屋的小港口；但是无论如何，一定是一道风景。”美学专家的研究也表明，“在人类风景体验中，审美价值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此之故，不仅许多后现代哲学家和艺术家如海德格和华兹华斯等大声呼唤现代人走向日月山川，向伟大的风景敞开，向自然的魅力开放。而且世界各国政府也日益注意到美在环境保护中的价值，以至于美国政府在1969年颁布的《环境政策法》中明确将“审美愉悦”概念（aesthetic amenities）写入其中。因为许多人坦承：他们之所以忠贞不渝地投身环保是被大自然的美所驱动的。因为“优美的山野令人心旷神怡，它使我们的精神从人生的忧愁中解脱出来，赋予我们以勇气和希望。奔流不息的大河，使僵化思维活跃起来，得以扩展死板的思维范围。郁郁葱葱的大森林还诱发出对万象之源——生命的神秘感谢唤起对生命的尊重意识。”

　　这意味着，大自然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对于培养我们的审美心胸，对于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怀，对于我们健康人格的形成，大自然都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大自然和农村的赏心悦目的景色，的确可以舒缓我们的困顿，燃起我们生活的激情，激发我们的道德感。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城里人这么愿往乡村跑，现代人如此着迷旅游。

　　现代农业对乡村之美的另一点破坏是它对“齐一化”的迷恋和对差异之美和多样之美的打压。正象世界著名生态学家柏励（ThomasBerry）所指出的那样，“当代工业的主要邪恶之一，是它建立在统一的和标准的加工过程之上。这在农业商业中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它要求产品相同，自然憎恶相同。自然不仅创造物种多样性，而且也创造个体的多样性。自然产生个体。没有两天是一样的；没有两个雪花是一样的；没有两朵花、两棵树是一样的，或者其他无数的生命形式，都是不一样的。由于单种栽培和标准化破坏了宇宙和地球的两个约定，我们需要在机械世界之上培育一种新的有机世界的观念”

　　今天，“齐一化”思维并没有随风而逝，它仍顽固地萦绕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某基层领导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证明。不久前，一位基层干部到徐州贾汪区马庄村看了一圈，发话：把墙头丝瓜扯掉，花坛里的野花割掉，不上档次！快去买油漆，把墙刷一遍……。有意思的是，这些指示被村党委书记孟庆喜一一给顶回去——“农民喜欢，农民需要种丝瓜、种野花！”

　　看来农民是懂得美的。

　　在后现代思想家眼里，美在差异，美忌雷同。李白诗中所写的“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反映的就是大自然的差异之美，多样之美。大自然的五彩斑斓，丰富多彩和无穷变化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审美对象。

　　幸运地是，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美的重要性。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近年来我国广大农村的各级政府更是纷纷把“建设美的新农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提出了“让新农村美起来 ”，“把城区做靓，把农村做美，以及“富而美”等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口号。人们日益意识到，健康繁荣的农村社区应该包括美，繁荣的社区生活，自然也应该包括人们的审美生活。

　　从后现代的立场上看，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要落到实处还要有长路好走。

　　一个审美欣赏型农村的建立不仅可以极大提高农村人的自豪感，提升农民的生活品质，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安居乐业，而且将会成为城市人的旅游大本营和审美教育基地。城市孩子的许多课程可以搬到田间地头来上，许多公司可以逃离钢筋水泥的办公大楼，而搬到风景秀丽的农村办公。

　　当然，一定有越来越多不愿做房奴的城里人自愿选择在美丽的乡村工作和生活。因为海德格所神往的“诗意地栖居”，注定不会发生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中，一定是在厚实的乡村大地上。

　　这样一来的话，困扰我们朝野多年的城乡界限将变的不再那么清晰。这也应是建设性后现代农业的题内应有之义。